图为上海市某太阳能厂。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北京环卫集团餐厨垃圾清运工在装运厨余垃圾。新华社发
湖南益阳乡村美景。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【美丽中国大写意】
从城市“包袱”到发展“财富”，“垃圾”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前段时间，本版推出深度报道《从“垃圾围城”到“变废为宝”，怎么做到的？》引发热议。不少网友问：“既然垃圾都烧掉了，还需要垃圾分类吗？”“新技术怎么这么神奇？”本期我们邀请各方专家，共同解答网友关切——
访谈嘉宾
郭云高 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委会秘书长
陈冠益 天津商业大学校长
何彬海 深圳市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）总工程师
沈苏南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
技术、产能双重跃升
记者：从城市“包袱”到发展“财富”，生活垃圾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又折射出哪些变化？
何彬海：我先来聊聊。从过去粗放式的“填埋处理”，到如今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的系统治理，生活垃圾不仅摆脱了“城市包袱”的标签，更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资源。这一蝶变，本质上是我们城市治理理念、技术革新、科学发展、社会认知等全方位升级的缩影。
过去，垃圾填埋场遍地开花，是城市发展的“痛点”；如今，包括深圳在内的多地已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，不仅节约了大量土地资源，更有效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。
随着技术能力的迭代升级，焚烧处置实现了“垃圾减量+能源产出”的双重价值，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垃圾治理，推动垃圾处理效率、资源化率、无害化水平大幅提升。此外，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推动再生资源产业、环保科技产业、新能源产业发展，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。
陈冠益：没错！早年间，垃圾处理面临着填埋占地、焚烧粗放的困境。现在，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已实现引进、消化到自主创新甚至反向出口的跃升，装备国产化率几乎达到100%，单条焚烧线日处理能力从几百吨提高到上千吨，相关的大型化焚烧炉模拟与制造、智能化分拣、烟气超低排放净化等技术不断突破，先进的绿色科技让垃圾处理变得高效清洁。
当然，目前我国垃圾处理行业整体仍处于以公共投入为主、市场化收益为辅的阶段，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盈利。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、技术发展和垃圾资源价值不断被激活，城市生活垃圾在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“财富”。
郭云高：实现这些转变的关键，在于中国垃圾焚烧技术与垃圾焚烧产能的双重跃升。近年来，我国垃圾焚烧技术不断飞跃，排放标准甚至严于欧盟标准，彻底改变了“谈烧色变”的局面。
当前，行业面临产能区域性过剩、环保标准加严及补贴政策调整的三重挑战，倒逼行业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管理。可以说，智慧化、数智化改造运维成为行业向内挖掘，降本增效保安全的必修课。
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，垃圾焚烧厂不再是孤立的末端环境设施，而是深度融入城市能源体系，承担起提供绿色热力、电力、区域能源保供的重要角色，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。
分类越精细，焚烧越高效
记者：不过，也有不少网友产生这样的疑问：既然都是送去烧掉，是不是不用垃圾分类了？
何彬海：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垃圾无害化、资源化处理的主要方式，其核心工艺是焚烧，如果混合垃圾直接送入焚烧厂，会出现诸多问题：
比如，混入大量厨余垃圾会导致垃圾含水率高，燃烧不充分，降低发电效率、增加燃料消耗；混入玻璃、砖块、金属等不可燃、高硬度物质，会磨损焚烧炉设备、增加炉体维护成本，导致焚烧工艺不稳定。而垃圾分类后，可燃垃圾被集中处理，能将能源回收效益最大化，这也是垃圾焚烧厂高效稳定运行的关键。
垃圾中的废电池、废灯管、废药品等有害物质，若不进行分类，直接混入焚烧炉，高温焚烧会释放汞、镉、铅、二噁英等剧毒物质，严重污染大气、土壤和水源，破坏生态环境，危害人体健康。
可见，垃圾分类能将有害垃圾单独收集、专门处理，从源头规避焚烧过程中的污染风险。这是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的前置安全屏障。
沈苏南：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是“前端治理”，焚烧发电是“末端兜底”，两者互为补充，而非相互替代。减少不必要的消费、延长物品使用寿命、促进资源循环利用，有益于碳减排和实现环境效益。如果过度消费、随意浪费，仅仅依靠焚烧来善后，本质上是“用高能耗来抵消低效率”，不符合碳中和的长期目标，其综合社会成本也高于垃圾分类。
郭云高：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是全社会的核心责任。垃圾焚烧技术和产能的提高，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浪费。实际上，对于垃圾焚烧来说，垃圾分类并非多此一举，而是前后衔接的互补关系，前端分类越精细，后端焚烧越高效。
陈冠益：垃圾分类是“烧得好”“烧得稳”“烧得净”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。严格的分类是保障资源分质利用、实现资源不浪费、确保焚烧厂稳定运行和环保达标排放的重要手段。
公众参与分类、践行节约等看似微小的个体行为，汇聚起来，改变的是整个城市处理垃圾的经济账和环境账。只有大家协同努力，才能真正走好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价值深层挖掘
记者：如今，不少曾经的垃圾山或变身城市绿地，或被改造成了光伏电站，在各位看来，垃圾填埋场大变样说明了什么？
何彬海：最近很多垃圾填埋场大变样了，其实这不单单是垃圾开挖这么简单。针对垃圾填埋场的土壤污染、地下水污染、恶臭污染等问题，进行治理与修复，使其能够达到环保安全标准才是重点工作。这些年形成的原位修复、异位修复、生物修复、防渗加固等成套技术，让污染土地达到生态利用、建筑使用的标准，为绿地、光伏电站、产业园建设筑牢了安全基础。
而这变化的背后，是一场关于认知、技术、治理、产业的全方位革命，是中国环保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探索与努力。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：我们有能力让曾经的环境问题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资源，让垃圾治理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力量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也为世界各国破解垃圾围城、土地资源短缺、生态修复等共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。
沈苏南：对于已封场的填埋场，通过沼气收集发电、覆绿造景、建设光伏或储能电站，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，垃圾处理也正从单一的环境保护手段，演变为集能源供应、生态修复、空间再造和碳减排于一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。中国的实践证明，将垃圾焚烧厂、餐厨处理厂、分拣中心、再生资源厂集中布局在循环经济产业园内，形成“资源—产品—再生资源—能源”的闭环，是破解“垃圾围城”，提高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模式。
陈冠益：表面上看，这是处置形态与空间功能的转变，垃圾处理设施不再是单一功能的终点站，而成为与能源、景观、公共空间以及文化融合的复合载体，本质上是我国垃圾治理体系正在从“无害化兜底”迈向“全链条价值创造”的系统性跃升，是发展理念、技术创新、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与全方位突破，也为全球垃圾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。
其一，必须坚持技术创新，这是破解环境治理难题的核心动力。我国自主研发的先进垃圾焚烧、填埋场生态修复、污染物控制等技术，适配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垃圾特性与经济水平，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低成本、高效率、可复制的治理方案。
其二，必须坚持系统思维，垃圾治理不能局限于末端处置，而应融入城市发展的大格局，与生态建设、能源保障、民生服务深度协同，实现环境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。
其三，必须践行循环经济理念，只有构建“源头减量—分类回收—资源化利用—末端兜底”的全链条闭环，才能真正实现城市代谢的良性循环，为全球碳中和目标落地提供可借鉴的中国实践。
敞开大门，“城市客厅”等你来
记者：以前，谁会愿意去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呢？可现在，它们却变为主动向市民开放的“城市客厅”，真是让人没想到！
何彬海：垃圾焚烧厂能有如此变化，是我们环保人最大的欣慰。二十多年前，垃圾焚烧刚发展的时候，人们很不了解，总以为垃圾焚烧会带来更大的污染。现如今垃圾焚烧厂转变为向公众开放的“城市客厅”“教育基地”，甚至是人们日常健身的场所，这一变化兼具生态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重维度的深远意义。
陈冠益：这个变化是环保走向精细化、透明化、人本化的集中体现。
设计理念的革新彻底颠覆了传统工业设施的刻板印象。现代化焚烧厂，早已不是过去那个“脏乱差”的工业黑箱。园林化布局、艺术化建筑、科普展厅、观景平台、运动休闲空间等，早已成为许多项目的标配。比如广西南宁双定垃圾焚烧发电厂，建筑师提取了喀斯特地貌的峰丛元素，外观宛如建在旷野上的现代美术馆；深圳东部环保发电厂则像一座巨大的圆形高科技园区。这些既硬核又浪漫的实践，正让昔日的“邻避设施”转变为真正的“城市客厅”。
这种转变的意义是多维度、深层次且长远的。透明化运营与主动开放重建了社会互信；赋予垃圾焚烧设施美学价值与公共空间功能，重塑城市居民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认知，环境设施不再是城市的“背面”，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“正面”空间。
沈苏南：环保设施敞开大门，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身临其境了解现代环保技术，是破除“邻避效应”、凝聚社会环保共识的重要一步。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在参观中，会潜移默化地养成垃圾分类、源头减量的习惯，实现了“教育一个孩子，影响一个家庭”的目标，对推动全民环保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。
郭云高：深能龙岗、上海老港等垃圾焚烧厂通过“去工业化”设计，在满足高标准运行同时，主动配套建设城市公园、体育设施、环保科普展厅等，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，让附近居民变为事实受益者和理解支持者。通过将厂房与城市空间融合，真正实现了“建一座工厂，还一个公园”。通过模式创新，行业正在夯实生存基础、拓展发展空间，从单纯的处理生活垃圾转向提供“环境公共服务+绿色能源供给+生态科普体验”的综合载体，真正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和谐共生的双向奔赴。
（本报记者 严圣禾 吕 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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